重温总书记对人民公安的关心与期许

[2] 参见李步云：《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在第五届东北法治论坛上的主题报告》，载《学习与　探索》2010年第6期。

形成高价政府，加重国民的负担，且使得全部财政很少能用于社会保障。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国家审判权（第一百二十三条）。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国民留给自己支配的自由空间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直接支配的空间。[26]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宪法中也被列入‘各政党之内，这体现了各政党无论大小，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公权力的问题，正是美国宪法产生和变迁的动因。每经过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名义宪法则有点像一件过于宽大而不合身的衣服。如果在相关宪法原则指导下进行解释，管理不留空白明显体现了全权政府的色彩，与宪法理念和内容明显不一致。但是，这样的事故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石化企业并不安全，相反，在现代社会，公共风险的安全程度往往与其规模成正比，即活动规模的扩大，往往伴随着安全程度的提高。

这个原则可能适合于私人自治领域——反映了赋予权利和赏罚原则——并且同时通过最好地阻止社会上不受欢迎的行为促进了经济效率。但不幸的是，在现代社会，以上的条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卫生专家还说，很多反应是来自注射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来自疫苗，并说没有证据显示该疫苗引起任何严重疾病例如瘫痪。事前的公共化，主要就是指通过政府规制，让公共风险在一个公众可接受的程度上存在和运行，从而实现整体的社会福利改进。

[27]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31页。私有风险的私有化，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权利维护机制。

政府规制一般而言，对风险的治理存在市场和政府两种进路，对应到法律制度上，就是事后（ex Post）的侵权法和事先（ex ante）的政府规制。寻租理论的支持者从这里开始他们的逻辑分析，认为政府规制的设立都是一方为了获得该权利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的结果。既然公共风险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公共福利的改善，那么由该风险所引发的事故成本就该由公众共同承担。传统的侵权法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已经不胜任对公共风险的治理。

公共风险的公共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事先通过政府规制，将公共风险的成本维持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加害人有能力对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上，1978年开发一种新药并将其投入市场，其成本大约是5400万美元，要花费的时间约为8年，成本是原来的100倍，花费的时间是原来的4倍，而一般物价水平只上升了一倍。虽然你可以通过注意与预防实施来降低这种比率……但致残的惊人比率还是存在，而且必将总是伴随着机器的使用。

[42]但是，单个的诉讼并无法作如此的权衡，就像斯图尔特教授所指出的：侵权法体系从制度上说就是不适合作出平衡风险——收益的判决，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法官和陪审团缺乏专业的技术和其他的经验，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在于判决是通过孤立的个案作出，并且相互之间并不协调。但是，政府规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考虑技术或者成本的过程，而是一个对各种要素权衡的过程：技术的最优固然重要，但是成本的考量更是必不可少，换言之，政府规制的核心在于权衡，实现风险收益与风险成本的均衡。

当政府介入公共风险的治理之后，原先通过事后损害赔偿来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制度逐步让位于通过准入、标准和信息披露等构筑起来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政府规制，而且这种制度的核心也不再是着眼于个案式的正义实现，而是为了减少整体风险。就像有学者在讨论现代工业事故时所指出的：在危险作业和工业事故之间存在着一种确定的比率。

[19]参见 David Rosenberg, The Causal Connection in Mass Exposure Cases: A Public Law Vision of the Tort Systum，97 Harv. L. Rev.851(1984)。这就是规模效应所导致的集约化。但如果所有因该风险引发的损失都由风险制造者承担，这是有失偏颇。它使用非司法的程序来评估技术信息。但问题是，谁能够知道谁是最合适的那一方呢？因此，卡拉布雷西谨慎地说最佳威慑也许最小化事故和预防成本不是一个合适的目标。侵权法作为一种处理私人风险的有效制度，已经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上得到证实。

一般来说，个体对公共风险的反应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针对某项业已存在的公共风险，所有公共风险的承受者都具有搭便车的愿望——寄希望于其他公共风险承受者采取行动而不愿意自己付出。[3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尤其是侵权法体系不可能承认在风险规制中进行合理的风险——风险和收益——收益的权衡的重要性。[21]不过，对侵权法能够实现事故成本的最优威慑，法与经济学阵营内的很多学者也是持谨慎态度。

按照桑斯坦教授的解释，现代英美法的主要特征就是补偿性正义，其主要特征是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受害者得到加害者的补偿。[3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如法与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法官认为，最佳威慑的目标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够实现：第一是当我们能够确认预防是值得的时候，就采取强制性预防。宋玫、张红忠、邝忠荣、邬友昌、谢栩、梁晓红：《珠海市0～6岁儿童血铅水平的流行病学调查》，载《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2年第4期。药物与保建产品管制局说，很多报称的反应，不一定就是疫苗的副作用。以百日咳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全球大约每年有60万人死于此疾病，而这些人多数在婴儿时期没有获得疫苗接种。

而小规模活动往往由于规模限制，单位产品上所分摊的成本就高，因此，这就会限制风险制造者增加安全投入的激励。但是在风险社会中，个体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风险，他可能并不具足够的信息，也就无法对公共风险作出理性应对。

（二）如何公共化公共风险当然，公共风险也会导致事故发生，而且在很多时候该损失会非常巨大。二是在面对公共风险的时候，个体行动超越了风险所能够承受的成本的边界，从而导致该项公共风险消失，但是代之而起的却是其他更为严重的风险。

[2]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市场是分配资源的最优方式.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产生市场失灵。……但对十九世纪晚期的侵权法专家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依赖国家来维持个人自由行动领域的边界，这有可能让国家变得过于积极，在事故成本不应进行强制再分配的案件中救济损失，从而威胁到私人领域内个人间的微妙平衡。

而经济学家佩尔兹曼则是从政治选择的角度指出，政府规制作为一项政府行为，政治支持力量的最大化是其决定性因素，因此，最后的规制绝不会仅仅是为了产业利益。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公共风险 政府规制 。休伯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分为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通过这样的判决，给潜在的加害者产生威慑效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全和卫生。

那就意味着，权利的维护是通过具体的单个正义得以实现。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当潜在的加害人必须内化由其自身活动而产生的损害成本时，便会激励他们在一个有效的水平来为安全进行投资。[20]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侵权责任，让风险制造者对风险所造成的后果负责，通过内化成本的方式达到降低事故的目的。

法院决定产业事故的公司责任，决定诸如铁路公司的折扣，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等反竞争的行为，甚至还决定所得税的合宪性问题。Gordon Tullock, Rent Seeking,（Aldershot: Eward Elgar），1993。